新文化运动主张建立什么作用


 发布时间:2020-10-23 18:51:59

现代人,往往对古代人有诸多的“误会”,譬如一直认为古代男女是“早婚”,一般十七八岁就结婚成家了。《孔雀东南飞》说,刘兰芝十七岁就嫁给了焦仲卿:“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也许是事实,可是,如果仅凭此便断定古代人都是早婚,那未免太片面、太武断

所以《诗经》的诗是人真实情感之抒发,不矫情、不虚伪。《诗经》所涉,虽然来自于无限复杂的家国人事,但流露的却是没有掩饰的天性与情感。如《伐檀》是工人在劳动时的吟唱,其真情与怨艾非常真挚。《诗经》里即使是偷情的诗,也让人觉得真实。荀子说“文者,伪也”,认为文字容易有虚伪的感情,主张不矫情、自然率真是好诗文的境界。所以古人诗文,皆以自然天成、妙手偶得为至善。苏轼主张文字要“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这就像康德主张的“当下第一念的动机,是最具道德价值的。

受访嘉宾:刘长海原山西省祁寯藻研究会副会长、《祁寯藻研究文集》主编祁寯藻(1793-1866),寿阳县平舒人。21岁中进士,在清朝居官五十余年,曾任户、兵、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当过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世称“三代帝师”,也是晋人在清廷中居官最大最久者。他一生忠清亮直,为政清廉,举贤荐能,刚直不阿,政绩卓著,有“半副銮驾”之誉。他的施政主张,多被皇帝采纳,对朝政颇有影响,皇帝称他为“贤臣”,民众称他为“清官”,历史官员中能二者兼得者,实为少数。

■“阴柔文化”在汉以后开始滋生起来,给民族文化造成了另一种风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与“阳刚文化”相对的“阴柔文化”在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扶持下也逐渐滋生起来,给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反的影响。“阴柔文化”最初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代表。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主张无为,“致虚极,守静笃”,“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牙齿掉光了,舌头还在(证明柔胜于刚)。庄子及以后的道家代表人物更主张要以“心斋”、“坐忘”,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为能事,相信可以凭借“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

内容:多是哲学问题。比如“世界万物生于有,还是生于无?”“一个人听了音乐会高兴或者悲伤,那么高兴、悲伤是源于音乐、还是源于人本来的心情?”谢安曾问殷浩:眼睛可以看到各种形象,那么这些形象是进入眼睛了呢,还是没有进入眼睛?总之,主题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就看谁观点新奇,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刺出一剑”,又能不着痕迹收回来,让人大呼过瘾。过程:一般人多的时候,开始会七嘴八舌,但往往其中有两个绝顶高手,来回辩论,相互驳斥。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投身于抗战洪流朱自清在“七七事变”前只知潜心于学问,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当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起,朱自清迅速从国学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无他途。

在服务业方面,李大钊提出,电话通信男接线员工作不勤敏、不亲切,应该改用女工,以提高服务质量。3、关注城市的弱势群体。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关乎整个城市的形象。李大钊认为,北京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针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艰辛、工作环境恶劣的实际情况,李大钊提出了具体改善的建议:由车主为车夫配备口罩、雨衣等防尘遮雨的器具;在北京城内多设立一些供车夫休息的旅馆,避免他们露宿街头;增设车夫洗浴场所,让劳累一天的车夫能够洗到热水澡。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梁漱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之两者,亦稽式。恒知稽式,是谓玄德”。老子在《六十五章》中的旨意,乃阐述“无为”治国的方针政策问题,他提倡用诚朴、自然的“道”的内容对民众进行“德育”,则国泰民安。老子是否主张搞愚民政策,关键是如何理解“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这句话中的“愚”字。如果仅仅从今天人们对汉字表面的意思去理解,当然是说老子主张愚民政策。

墨子肯定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佑”,提出了选贤的三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主张对贤者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其所能”,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据其德才之高低“慎予之官”。出于“兼爱”思想,墨子提出了“ 举义不避贫贱”、“ 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三条基本原则。在用贤方面墨子还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同时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通过有效的监察和合理评判对做官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即使那些享受丰厚俸禄、处于尊贵地位的大臣,也必须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否则就不能永远为官而富贵;即使那些“农与工肆之人”,只要崇尚才德,积极进取,也不会永远处于在野的贫贱地位。墨子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提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侯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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