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8年间掀三次从军潮:14%的学生投笔从戎


 发布时间:2020-11-28 08:01:56

”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作派,他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一批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

两日后,吴征镒又写道:“又二十里经芭蕉阁,风景可观。复十五里上坡到普安县。全日行五十三公里……路上同学大肆竞走。”忍痛吃淡菜、睡觉要打伞一路西行至当年四月末,200多名师生抵达昆明。全程随团步行的闻一多当时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但事实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闻一多后来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也坦言,“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饭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我们搞革命牺牲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将来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什么农民的生活还是这么困难?为什么我们努力工作,还是没有让老百姓满意呢?”在刚刚迈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马识途到中央党校高级研修班学习。参加学习的同志都爱争论,大家有时面红耳赤、有时捶胸顿足、有时痛哭流涕,但争论的焦点还是——中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幸运的是,时间让马识途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1931年,16岁的他出三峡经汉口到北平考高中,乘船、住店、坐火车,几经周折。

据统计,1937年至1946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0余名教授,培养毕业生9200余名。相较于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却成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即便是当年的办学地,也鲜为人知。陕西理工学院学者陈海儒发现,以西北联大为论述主题的文章仅有9篇,而关于西南联大的多达600多篇。陈海儒认为,西北联大被湮没,是由于客观上其存在时间短,影响了学术界的重视。陈海儒从研究西南联大接触到西北联大的历史,开始追寻这所与家乡联系紧密的大学的踪迹,可是档案资料的匮乏,当年教授以及知情人在世所剩无几,曾经的联大学生年事已高,这些困扰因素使得相关研究变得极为困难。目前,陕西理工学院已成立西北联大研究所,对当时那段历史进行挖掘。“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也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不应湮没在沧海桑田之中,它在秦巴之间的弦歌不辍,也不应永远沉寂在渺远的记忆里!”陈海儒说。华商报记者 王亮 杨栋迎。

表叔熊适逸当时是大翻译家,他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曾得到萧伯纳的好评。“父亲每次谈到表叔的名字闪亮在英国、美国百老汇的霓虹灯箱上,就兴奋不已。当时我觉得表叔的成就不可企及。《西厢记》中有一句最著名的‘露滴牡丹开’,表叔译的是露水滴下来牡丹盛开,后来我译《西厢记》,我认为露水代表张生,牡丹代表的是崔莺莺,这一句描绘的是他们美好的爱情,所以我的译本就译成了The dew drop drips/The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

历史学家亲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回忆爱国诗人生平印象何兆武忆闻一多 诗如火,人如旗何兆武,教授,史学家。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

曾昭抡虽然是曾国藩的嫡传后人,但他打破了忠君思想,毕生追求民主政治,是中国民主同盟最早的中央委员。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留学英德主攻考古专业,归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国际考古学界很有名望。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大理设工作站,曾昭燏曾在此从事考古工作。1941年,曾昭抡考察缅甸公路时经过大理,兄妹相逢。曾昭燏在此从事考古工作,她为曾昭抡介绍大理的掌故,一起游览大理城西北角的三塔寺,看南诏旧城遗址大理的古碑。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时,连接中原与四川地区的川陕公路仍在修建,绝少交通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选择步行前往。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内迁汉中时,除去个别离校人员,以及很少教授级家眷花巨资租车前往外,绝大多数学生参加学校整体行动。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据吕文浩《潘光旦画传》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潘光旦任西南联大教授。大约是1939年,其时从外地迁居昆明的人都发现当地的老鼠特别多特别大。一天,潘家的老鼠夹子夹到硕鼠一只。潘光旦生性不拘泥于常规,遇有机会,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即去尝试探求,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吃鼠肉。潘家的老保姆温闰珍将老鼠剥皮去内脏,收拾干净后切块红烧,潘光旦全家人分而食之,感觉吃鼠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红烧硕鼠堪称美食。潘家食鼠肉仅此一次却传扬遐迩,远在重庆担任银行家的潘光旦之弟潘光炯听说兄长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兄长还是买猪肉吃,并去信叮嘱,日后生活紧张,可来电,绝对不可再如此,搞得全中国都骂自己不照顾兄长。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齐名的还有一所“西北联大”。多少年来,当西南联大声誉隆起,西北联大则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鲜为人知。抗战爆发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汉中,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时全校共设6院23个系,千余名师生开始了在汉中的生活。尽管仅仅“联合”了短短一年时间,西北联大却在汉中的大山中,孕育衍生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如今中国西北不少有名的高等学府,都与这所短暂的大学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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