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故居年久失修 亟需保护


 发布时间:2020-12-01 16:41:49

《红与黑》第一句“维利埃尔是个漂亮的城市”,他却译成“玻璃市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城镇”。“他们认为我这是添油加醋。我认为漂亮的只是城市建筑,而山清水秀却更广更全面。我的译文表面看起来是原文中没有的,但内容却蕴含了这个意思,我觉得仅仅用‘漂亮’是传达不出来的意思。老子说‘道可道,非常

回忆西南联大生活,汪曾祺特别提到一本《大一国文》。他特别喜欢里面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其中也包括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他遇到了在写作上给了他很深影响的沈从文先生。有一次,汪曾祺写了篇小说,自以为对话写得非常漂亮。沈先生却对他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汪曾祺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

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一生趣事多多,其中不乏幽默,也不乏忧伤;有时令人开怀,有时令人沉思;有些可以励志,有些甚至可以醒世。14岁入清华学堂,才华出众的潘光旦17岁那年遭受了人生灾难性的重创——因为在校园里跳高受伤感染,只好把一条腿锯掉。从此,两根拐杖成了潘光旦形影不离的伙伴。虽然如此,展现在同学面前的潘光旦依然豁达洒脱,和同学一起郊游,撑着双拐远足20里山路,爬上山顶看漫山红叶。

细雨斜阳下,这座破旧的小院显得格外凄凉。这与相距不远的华罗庚、闻一多、梅贻琦等西南联大教授被修缮一新的故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七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楼……”吴宝璋教授指着周围几栋几乎与小院“无缝对接”的楼房有些无奈地说。吴教授告诉记者,因为种种原因,潘光旦故居至今还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保部门曾经跟房主口头上打过招呼,要不然这里早就被拆掉了。”但吴教授也承认,这种口头上的招呼没有一点法律效力,如果房主想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正在努力申请文物保护,但困难很大,也希望同学们能帮助呼吁一下。”吴教授对采访团说。“就在十分钟前,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西南联大旧址被评为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采访中,同行的西南联大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铁发宪兴奋地向采访团成员报告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好消息,当地政府能加大对西南联大本已保留不多的遗存妥善保护,弘扬西南联大精神。(首都师范大学 王静伟)。

他总共写了90多个人物。去年,马老被查出得了肺癌。他在病房里仍然继续《夜谭十记》的续集《夜谭续记》的创作。和前作一样,还是10个故事。当年《夜谭十记》的第一个故事《破城记》中的前半段内容《视察委员来了》原本是1942年马识途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习作。后来因为继续革命工作,马识途中断了写作。直到1960年代,在韦君宜(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鼓励下,马识途才重新开始创作这10个故事。等到1982年写完最后一个故事《军训记》,已经距1942年写下第一个字过去了整整四十年。

中国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龙陵战场外,还有远征军曾经战斗行军过的缅甸、印度、野人山……我们甚至能够感到,这诸多历史重负的叠加,已经让这个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无脸似乎成为他的最主要印记,无脸首先是因为,他曾在战场中受伤,失去了一张正常人的脸。无脸更是因为,他必须极力地隐藏,将脸刻意变得模糊。这是一个人在命运的幽谷暗礁中闪转腾挪的生存术,我们不禁感叹,这个远征军老兵的一生,真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抗战。而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这历次的“抗战”中突围,范稳给了这位老兵在人生最后重上疆场的一次机会。

但年轻人,国难当头,哪能坐视不理。不管学校里怎么说,我们还是织手套啊,慰问啊,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人家还问我,说我这小儿子,怎么不把他搞到国外去,其实他也挺喜欢呆在国内的。可以去国外转一圈,但要在国内安身,为中国人做事。父母、姐妹、儿子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我回国去美国领事馆签字的时候,工作人员只跟我讲美国多好多好,中国那时候条件很差,很困难,但我没管,就是要回去。等了八年了,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那还能不回去?”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朝花夕拾,娓娓道来,时而莞尔,时而动情,淡淡述说着往昔,宛如一幅多彩的画。一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为了不打扰老人的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没想到老人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大家连忙劝阻,她坚持道:“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只要有客人到来,一定要送客至门口。”同样的坚持,在进门时老人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签名,“这是我家的规矩,”她的儿子解释道。(申宁 清华大学 程玺 陈陆淼)。

培育英才 留学报国——追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云南培养首批留美人才1937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正处在战火纷飞、民族危难的关头,学校于1938年迁入云南办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的8年,给全省带来了一股新文化风气,其倾力帮助云南选拔、培养留美人才的故事更成为一段美谈,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部分档案记述了这段历史。

“我的一生经历了各种斗争、危险、折磨,很不顺利。但我从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会背叛我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马识途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马识途入党80年始终不渝的信念。电影《让子弹飞》用了《盗官记》的框架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马识途。但如今说起导演姜文在电影中的表达,老人并不满足。“我尊重姜文的追求,但我书中的原意和他不一样。我写的是农民要怎样才能得到解放。靠偷靠抢,不行;立山寨当土匪,不行;抢官当县长当青天,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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