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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3-05 14:27:07

于氏的第二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他亲任社长,解释办报目的无非“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仍定位于“揭露清廷黑暗统治,鼓动发起民族革命”。内容和栏目设置较《神州》更丰富了一些,专论之外,还有诗话、艺苑等较轻松的栏目;表达形式上,文字之外,以讽刺画为主的图画增多了。这些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在袁世凯当国之后,武汉的革命报纸多被封禁,留存下来的不过3家而已。综观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业的发展情形,对革命影响最大的大致是以下五家。1.《大江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原名《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集资接办后更名为《大江报》。《大江报》的编辑人员基本上是《商务报》的原班人马,詹大悲任经理,何海鸣、宛思演、梅宝玑、查光佛等任编辑。黄侃、温楚衍、居正、田桐、蒋翊武、凌大同等革命党人经常为报纸撰稿。

随着对当年《晋察冀日报》的了解,年过60的老新闻工作者邓小岚说,她越发敬佩父亲那一代新闻人。在战争岁月,没有交通工具,甚至没有遮风挡雨的编辑部,他们是在舍生忘死地办报。父亲曾和同志们说过“大家要随时往最坏处想,如果敌人来时万一走不脱,就和他们拼,宁死不当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当邓小岚听说父亲故居旁的“排版房”已被拆毁时,接连说了两个太遗憾。作为邓拓的亲属,邓小岚没有做过多评述。但记者能感觉到她的叹息声里带着的无奈和心痛。邓拓旧居“被损毁”的遗憾,真的无法避免?还有多少这样的遗憾会重来?记者注意到,像邓拓旧居这样的人文遗迹被忽略、被损毁在好多地方并不鲜见。就以小小的滚龙沟为例,除了邓拓旧居,这里的《晋察冀日报》旧址也只剩下了个孤零零的石碾子,都正因其隐蔽在民间且没有受到专门保护而在被遗忘、“被损毁”着……是资金问题,还是意识问题?耐人寻味。(静冬)。

但据我所知,一年的广告额不到20亿韩币,而我们公司的年收入大概2600亿韩币,还不到1%,太少了。另外,我们还有手机和Ipad版本的《东亚日报》以及其他一些新的项目,但总体而言这些新的渠道对公司的盈利贡献不大,这是我们现在最头疼的地方。可能除了我们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也基本差不多。学术网: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或者说媒介融合的转型是一个全球现象,而其间浮现的经济困境也是全球性的。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有一些成功的转型者已经为后来者树立了模板。

平心而论,东方之门看上去确实像一条低腰的秋裤,民众的观感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就只好抨击这些民众没有文化,以此来证明东方大门设计理念之厚重高远,是尔等没文化的小民不解其中之味。但文章无疑忽略了一个重点,那便是,越是涉及公共性投入的标志建筑,越是需要褪去傲慢的外衣,同时应将设计思考纳入文化知识谱系和大众感觉结构中,且个人设计理念需顾及公共审美,唯有如此,才能达成公共审美、商业运作、政府管理之间的多方平衡。将自己置于文化高地,将舆论视为无知之谈,这种自大与傲慢体现在一个本是知识集散地的媒体身上,放大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精英”心态,却给“文化”下了一个荒唐、虚伪的注解,不由得让人慨叹“文化何辜”?而最具喜感的是,东方之门的官方微博发表文字说:“东方之门未授意任何人把建筑欣赏与个人文化相联系,并对该观点不能认同……我们认为网友都极具文化素质,极具智慧与幽默感。我们表示感谢和欣赏。”此言一出,让人不禁在大笑之余快乐地想象着持“文化论”的《苏州日报》的尴尬与窘迫。

针对城市传媒如何发挥优势、整合资源、提升品牌价值和城市形象,与会媒体负责人和专家交流了做法和意见,并就新媒体业态演化、营运模式、产业链建设等方面话题发表了看法。该活动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总编辑联席会秘书处承办。中宣部,中国记协,广州日报、深圳报业集团、杭州日报、大连日报、 厦门日报、济南日报、南京日报、青岛日报、成都日报、沈阳日报、 宁波日报、长春日报、哈尔滨日报、西安报业、长江日报和《中国记者》杂志、《新闻战线》杂志、《新闻记者》杂志、《新闻前哨》杂志等负责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与会。(完)。

花叶 藏库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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