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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3-02 22:05:04

在广大打工者涌入珠三角为了温饱而努力奋斗的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打工文学的创作者,去年不幸去世的许立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此外,散文、小说等都出现了一批文学创作的佼佼者。“我们刚刚结束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成为对打工文学最好的诠释。尽管他们长期被主流文化所遮蔽,但是他们

在道义与权利之间,在感情与法律之间,我们应该选择后者。况且,原创者汪峰已经做得足够“仗义”,不仅邀请两位农民工同台演唱,还默许他们一直翻唱盗版至今,假如汪峰在春晚前提出这个“版权问题”,旭日阳刚则根本登不上春晚的舞台。这是一个必须要理清的概念——而对于汪峰此举的任何质疑,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了当前社会性版权意识的淡漠。版权得不到保护,是当今中国文化领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上复制、传播的便利给版权保护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旭日阳刚”从生命深处唱出的歌曲,那是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倾诉的歌谣。它之所以能上春晚不是他们的艺术水准超群,而是他们的歌声代表着农民工的心声。不读懂“旭日阳刚”演唱歌曲的巨大内涵,就无法感受到他们的震撼力。有艺人担心“旭日阳刚”春晚之后,不再是沾着泥巴的草根了,这就是嫉妒人家了。这个社会不能只让你晋级、评职称,不许别人长进吧?草根要总是草根,那英也就没资格当“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评委会主席了。“旭日阳刚”昨天的使命已经结束,他不能一辈子只唱一首歌吧?他们能走多远就让他们走多远,唱到悉尼歌剧院,唱到维也纳我们应该给力,不能一见人家壮大了就说是虚胖。我们的社会机制不会平白无故就给一个人名誉、地位,不用有意地设置障碍,就是正常的参与、评比、淘汰,与同行之间的竞争,就把无数的人才拖够呛。凡是能挣扎出来的都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英雄当年的起点也是“草莽”,更何况这是一个平民也有快乐与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与草根可以同台竞秀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文化多元、艺术多样、人多个性化的时代,有春光的地方到处都是。

而版权正是这样一种我们都应该遵守的规则。在成名前,旭日阳刚因为没有商业目的或者商业目的不强,那么唱《春天里》在情感上人们还能接受,但在其成名后,还在免费使用《春天里》就有点过分了。我们不能助长这种心理,如果放任版权侵犯于不顾,那么以后谁也不愿去搞原创,搞到最后,大家都无歌可唱无歌可听了。在对版权的保护上,我们是滞后的。虽然说这些年来对于版权的重视已经有所抬头,但我们的重视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境地。这些年来,我们常常感慨中国制造不能走向中国创造,并分析总结出若干原因。

画面里,简陋的平房墙上糊满了旧报纸,女儿在后面做功课,而吴光明闭着眼,投入地唱着。虽然有时节奏都卡不准,但是这一幕打动了比赛组织者米馨。吴光明顺利地去北京参加了决赛,获得了银奖。“为了去北京,我几乎是砸锅卖铁。”在北京,吴光明被河南电视台看中,邀他参加河南民生频道的首届农民工歌手演唱会。“可是我没敢去。”吴光明后来才知道,那一次他喜爱的旭日阳刚作为嘉宾压轴上场。事后,他后悔不已。“那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像旭日阳刚一样,上台唱一曲《春天里》。

如果草根文化丢掉了其不可替代的自我识别性,也就丢掉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对于旭日阳刚组合来说,选择翻唱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春天里》是最直接、最可行、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和谋生手段。李道新不赞成一味地否定翻唱。他认为,好的翻唱也是一种创造,“如果没有男高音歌唱家恩里科·克鲁索、鲁契亚诺·帕瓦罗蒂等人的独特演绎,《我的太阳》应该不会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意大利歌曲。”刘涛表达了对草根文化发展的担忧,“草根文化避免不了被商业收编的结局。”旭日阳刚当然要着手解决歌曲的版权问题。“做草根是容易的,但永远像草根不容易,应尽量留在自己的人群之中,以更加顽强的坚守和更有意义的追求,为需要的人带来持续不断的希望和梦想。”李道新说。(本报北京2月16日电 本报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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