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强旅游与文化体制的改革


 发布时间:2021-05-14 06:11:45

有网友认为,新年伊始,阎延文就炮轰中国作协,有“炒作”嫌疑。对此,阎延文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否认。阎延文认为,她为作协体制改革建言,是出于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社会良知和文化责任感。如果一个作家面对作协体制都敢怒不敢言,完全脱离社会,只关心自我,甚至为获得某某文学奖而东奔西走,那么他不是

要拿诺奖是一码事,诺奖只授予世界顶尖科技成果,诺奖难拿也是铁一样坚硬的现实。花大价钱,却始终与诺奖无缘,其中必有缘故。这就要求我们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和科技政策,改革科研体制与现实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改进我们的科研管理,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科技生产力。我们的当务之急要做两件事,一是针对科研腐败,强力推进反科研腐败;二是重构合乎科研规律的科研环境,吸引世界顶级科学家,在中国安心做事。尽人事而听天命,做好了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才有“耐心等待”的资格。评论员 杨于泽。

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签约演员只有两个,却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制作团队和营销团队,而与张军合作的一些剧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事实上,那些可以在体制内外进退自如的角儿们大抵或依靠个人的艺术实力、或依靠策划营销团队的支撑,并以此优势作为与院团合作的砝码。不过,角儿想创作有分量的大戏,必须找到一个水平相当的合作剧团,而一个水平上乘的剧团往往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旦角儿与剧团出现创作理念等各方面的矛盾而无法合作下去,便会前功尽弃,一切都要从头再来。难怪直至今日,说到张军离开上昆的选择,他的恩师蔡正仁仍有些遗憾,担心爱徒找不到高水准的合作团队,在艺术上的发展会受到影响。(王剑虹)。

就我以前的经历来说,“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困难,主要是生存来源没有保障。尤其是网络作家,没有人给稿费,网站对网络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业是种地,写作必须是副业。此外,我们没有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难。出版社连“体制内”作家都养不活,就不用说养我们这些“体制外”作家了。我投过好多次稿,编辑都不拆封,说“出版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

在民工潮刚刚兴起的头几年,我家乡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老人,曾试图组织后生们参加一些春节文化活动,但越到后面越力不从心。各地的相关活动,基本上也逐渐销声匿迹了。那么,如果把春节假期延长,“年味”是否就会如期而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不仅缺时间,更缺乏“心安即是家”的体制机制。现阶段,城乡分割的体制使人们的心永远在别处——在城市时思乡,回乡后又惦记着回城后的工作是否依然稳定。

在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获得自由空间,体制的约束力明显松动的时代,作协的威权日渐消解。时光倒退三五十年,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其实也昭示了一种时代的进步。对一个作家而言,加入作协或者退出作协,本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与一个记者加入或退出记者协会当无本质区别。但是近几年,类似事件却频频具有轰动效应,甚至上升为一个个文化事件,为什么?可能还是与我们对作协的定位有关。在许多人看来,直到今天,作协仍然是一种体制化的象征。这导致我们今天对它仍然抱有成见。于是,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加入作协就被解读为“皈依”。而另外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则被视为一种“决裂”。我想,只有当类似事件归于沉寂,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才真正走上了正途,进入了常态。□杨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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