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创新 文化旅游产业


 发布时间:2021-05-07 05:53:00

例如,公孙弘认为,“吏正”可使民诚笃,“吏邪”则使民刻薄;用奸吏“行弊政”,“治薄民”,国家危矣。王符不仅论证了官吏对于国家施政的重要性,更强调以法治吏的价值。汉代思想家们关于吏治与治吏重要性的阐发,对于推动监察制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多元化的监察体制,既有以御史大夫和御

故尧、舜之言称为“典”,皋陶、大禹称为“谟”。典训为常,与经相同,但名典不名经,孔《疏》说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伪孔《尚书序》说:“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为尧、舜之言,即此文体在先秦时具有特定意义,亦见先秦时其文体已经定型,所以后之文体不可再称“典”。《国语·楚语》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称《训》《典》指五帝之遗书。

北宋时期已流行关于市井无赖的说书故事,主角大都是些豪爽义气、狡诈残暴的无法无天之徒。而说书是宋代最大的传媒形式,我相信宋朝人的精神秘密尽在其中。《全宋词》里,署名宋江的两首词,水平不错,又极其符合宋江的性格与经历,说不是他写的,倒还真没证据和理由。如果偏要说是宋代说书人代写,那也说明这正是宋江之流有反骨的下层知识分子们写的。何况,本人认为,文学本身也是一种过精神干瘾的东西,这种玩意,绝对应该轻考证,重性情。这阕词,反映了体制外人物对体制的极大矛盾心理,是社会闲杂(或社会贤达)的胸怀和口气,与狂野书生的投笔从戎、细民百姓的剑仙侠客等梦想是完全靠不上谱的。

在体制的改革中,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难点,文化的变革事关整个的上层建筑,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和法律规则等,所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比起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要更加艰巨和复杂。衡量文化改革的成果,既要顾及经济效益,又要涉及政治和社会效益,既要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要有利于精神境界的提升,要求更高,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文化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要取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需要人们树立创新的观念,牢固创新的意识,探寻创新的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围城”内外进进出出的又是哪些人呢?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对当代文坛还算略知一二。但是,仔细研读了这份新会员名单后发现,除了金庸、当年明月、笑看云起等少数作家外,大多数名字都是陌生的。不光对我是这样,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是这种感觉。这起码说明有两类人还在对加入作协感兴趣,一类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文坛新秀,虽小有成就,但还不足以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尚处在“业余爱好者”阶段。对这些人而言,如何获得大家公认的作家身份,扩大自身影响力,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是当务之急。

质疑书中不仅爆出T诗人的威胁短信,更曝光其给省作协原直管领导行贿210万元。众所周知,这已非方方首度向同行“发难”。去年,她就因为质疑诗人柳忠秧“跑奖”而惹上官司。此番再度开炮,又让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很可能再惹“笔墨官司”。虽然方方质疑的对象是湖北省人社厅,但T诗人却是事件的重要角色。尽管方方并未指名道姓,但媒体很快按图索骥找出了本尊——湖北作协副主席、诗人田禾。很快,田禾出来回应:“方方诽谤我,我要告他”,不过后来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又表示,可能告方方,也可能不做出回应。

这种过于具体的、造成互相打架撞车的技术规定,乃是缺“道”的表现。三为中例。近来流传一短信,谓“两美国人商议,甲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用度为18万人民币,回国时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再将剩下的50万人民币兑回10万美元。乙则计划拿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买一套住房,吃喝玩乐再花18万,等回去时将房子卖得100万,换回20万美元”。对这等如意算盘,中国人需要一种“道”的智慧去应对。诚然,宏大的中国金融文化体系,远非“利法信义道”5个字所能概括。但我相信,同为殷制,汤兴纣亡;再好的体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难张其利;再有缺陷的体制,如果其人得力,也可借力补利。人与体制和法制的最佳结合,加之“土壤”大势所助,不失为金融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失为金融之“道”的某种诠释,亦不失为中国金融文化的一种追求。唐双宁(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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