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说客”颠覆《史记》 张仪对手不是苏秦


 发布时间:2020-11-27 13:05:06

其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既道出了人的本性,也道出了经济与商业活动的根本原因。抛开其它一切不谈,人的趋利性才是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正是这个道理,而太史公总结出的这一道理,如公理般。公理者,不需要论证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如果陈胜是齐人或燕人,那应该叫“张齐”或“张燕”才对。何况赵高也亲口说“楚盗陈胜”。如此看来,“登封说”有点靠不住,因为按照战国时的地理位置来说,登封属于韩国。同样在《史记》里,赵高污蔑李斯时曾说:“楚盗陈胜等,皆是丞相傍县之子(《史记·李斯传》)。”李斯是上蔡人,和上蔡“傍县”的,也就是商水了。登封与上蔡之间隔了禹州、襄城等地,而方城和上蔡之间隔了遂平,也不能说是“傍县”,至于安徽宿县,隔得更远。而商水距上蔡故城不过20多公里,从地理位置来看更符合“傍县”之说。

《史记》用了一半的篇幅,记录了毛泽东所说 “秦皇汉武”的那个辉煌时代。那个由内忧外患开始,直至征服列强的秦汉时代。因此,自汉朝以后,所有的民族都称呼中国人为汉人、汉族、男子汉,使用汉语和汉字。甚至宇宙银河,也被认为是连着汉水的天河,称作银汉、河汉。后来的汉丞相曹操就曾写下“星汉灿烂”的名句。《史记》以精练的中国古文,汇成五十二万字的巨著,成为中国史书的珍宝。《史记》的体裁模式,从此成为一种规范,两千年来的中国史书,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于是,“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实际上,在汉惠帝时代,主持政务的,依然是吕雉老太太。《汉书》卷三《高后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据颜师古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这项可以看作法制改革的举措,也算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然而清人王懋竑《白田杂著》以为:“此本惠帝之意,《通鉴》不载此诏,是没惠帝之美而反移之于吕后也。

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史记 ·梁孝王世家》)这段记载透露了三大问题:一是汉景帝向大臣通报了窦太后的立储意见。二是袁盎等大臣面谏窦太后。三是窦太后放弃立梁王刘武为储君的意见。如果汉景帝不向大臣透露窦太后的立储意见,袁盎等大臣何以会面谏窦太后?《资治通鉴》中“帝以访诸大臣”六字证实了我们的推断:栗太子之废也,太后意欲以梁王为嗣,尝因置酒谓帝曰:“安车大驾,用梁王为寄。

司马迁此举可能有跟刘汉王朝过不去的意思,但更多的还是对项羽这位凄楚的英雄的敬重。而在《史记》中,能享受这样待遇的还有孔子。孔子没做过诸侯王,可司马迁同样将他列入世家来记述,也是对孔子的肯定。◆内心的天真和政治上的幼稚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过常宝认为,由于司马迁对于个体命运的异常关注,所以特别留意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体现了人物的性格,最终决定其命运。项羽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过常宝列举了《史记》中的大段描述,认为项羽是一个没有明确目标、随心所欲,又不失天真、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的人物。

司马迁偷生但不苟且,他隐忍却让人感到他时时在发力。我们历来击节赞赏慷慨就义者勇敢,却不知道忍辱负重地偷生也是一种勇敢。司马迁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诠释了“勇敢”的另类含义。他为人生的失败者树碑,向历史的成功者挑战。他用大量的史实说明了帝王将相都是凡人。他们有缺点,有私心,更有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成功只是能力与机遇的某种巧合。山东商报:您不论是讲演还是书写,都很有个人特色,语言、文笔很轻松,但里面传达了很多个人阅历和经验的东西。

而在《百家讲坛》讲课风格完全不同,姜安坦言压力大,因为《百家讲坛》与大学课堂无论从情境还是语言体系都不一样,而且电视媒体对缺点有放大的作用,录制又都是一次完成,没办法重来。姜安说,“《百家讲坛》的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原来的讲课方式,我以前讲课就像辩论、演讲,语速比一般人快,有时说话的尾音会吐不清楚,另外我担心的是,过快的语速会影响历史的厚重与回味,历史本该是有停顿与思考的时间,这有益于我对语言结构、语言体系进行调整。”本报记者 刘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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